宋代苏轼在《宝绘堂记》中云“君子可寓意于物，而不可留意于物。寓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乐，虽尤物不足以为病；留意于物，虽微物足以为病，虽尤物不足以为乐”，提倡追求不为物所役使的自由精神，对“寓意”和“留意”的特点进行了概括。“寓意于物”与“留意于物”的差别在于心神涉入的深浅程度，“寓意”是将心神暂时栖止于众多物类之中，“留意”则心神过于执着于众物而成痴成癖。古代的鉴藏家一般都把寓意作为追求鉴藏的一种境界。很多古人的书画著录也以“寓意”为名，例如明代都穆的《寓意编》、清代缪曰藻的《寓意录》等。 宋徽宗之后，乾隆是中国古代书画藏品最多的收藏家。那么，乾隆有没有谈及古人理想的“寓意于物”？乾隆怎样看待“寓意于物”呢？这一标准又是怎样影响了乾隆的书画收藏的呢？ 乾隆的“寓意于物” 在收藏的绘画作品中，乾隆最喜爱的就是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。本文的论述，以乾隆对这幅绘画的收藏伊始展开。 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冬，乾隆在此卷上题道：“乙丑（一七四五）夏，沈德潜进其所为诗、古文稿，几暇披阅，则跋黄子久《富春山居图》在焉，所记题跋、收藏始末甚详。是年冬，偶得黄子久《山居图》，笔墨苍古，的系真迹。而德潜文中所载沈、文、王、董、邹氏五跋，有董、邹而缺其三，且多孔谔一跋，以为《山居》与《富春》自两图也。然爱其溪壑天成，动我吟兴，乃有长言，亦命德潜和之，且询其较《富春》为何如。德潜之跋，以《富春山居》，归安氏为未得所，安氏不知也。越明年（一七四六）丙寅冬，安氏家中落，将出所藏古人旧迹，求售于人。持《富春山居》卷，并羲之《袁生帖》、苏轼《二赋》、韩幹《画马》、米友仁《潇湘》等图，共若干种，以示傅恒。傅恒曰：‘是物也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将安用之。’居少间，恒举以告朕，朕谓：‘或者汝弗识耳。’试将以来，剪烛粗观，则居然黄子久《富春山居图》也……”

乾隆题跋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(子明卷)之一、二

从题记中，我们知道：乾隆十年（一七四五），沈德潜文集中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引起了乾隆的关注。随之乾隆看到了内府的《山居图》，但其上的题跋与沈德潜所记不一致，他询问沈德潜此图的情况并命沈德潜和诗，以为《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（无用师卷）是两图。此后，在没有看到安岐收藏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（无用师卷）之前，一直惦记着此卷。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春，乾隆在子明卷上题：“世传《富春山图》为黄公望生平杰作。此卷写山居风景……未识与《富春图》孰为先后。”

(相关资料图)

所以，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冬天，无用师卷进入了宫廷，乾隆在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观赏，称“则居然黄子久《富春山居图》也”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

沈德潜称无用师卷是“画中兰亭”，从上面的题记可知，乾隆对此画也是十分留意，但唐太宗时萧翼赚兰亭的故事，并没有在乾隆时的文臣身上重演。

在乾隆收入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之间，乾隆身边的不少词臣与安岐都有来往。被乾隆称为“五词臣之一”的张照是《石渠宝笈》初编的主要编纂者，他与安岐有着密切的往来。张照曾为安岐的藏品《董其昌山水方册》题外签，还曾接受过安岐馈赠之陆治《梅石水仙双鸠图》。乾隆的另外一个重要词臣钱陈群与安岐也有交往，称安岐“平生然诺重意气，米家书画陶家珍”。

不仅如此，不少安岐的藏品此前就成为了乾隆词臣的收藏。参与编写《石渠宝笈》的张若霭就收集到不少安岐的藏品，例如张若霭收藏到安岐所藏黄公望、徐贲所绘的《快雪时晴图》合装卷，在前隔水贴上了安岐的旧签，并在签上题：“甲子（一七四四）夏月得于安氏，价值三十五两，原签附存于此，晴岚记。”宫廷所收安岐的藏品—赵孟頫《临王羲之帖》卷、沈周画《春草秋花》卷也曾经张若霭收藏。

沈德潜称“《富春山居》归安氏，为未得所，安氏不知也”。在成书于乾隆七年（一七四二）的《墨缘汇观》中，安岐对此卷确实没有特别的关注，仅仅放在了书中《名画续录》中，介绍十分简略。

也就是说，乾隆和文臣根本不需要像唐太宗和萧翼骗取《兰亭》那样煞费苦心，十分轻易就能取得无用师卷。但是，乾隆并没有主动收集此卷，而是等到安岐家道中落后，由傅桓送入宫中时，才出钱购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乾隆所珍爱的《快雪时晴帖》和《富春山居图》(子明卷)，除了被乾隆多次题跋，它们的藏所也不同于一般的藏品。乾隆内府的书画藏品，主要的保存处所在乾清宫、御书房、养心殿、重华宫、宁寿宫等几处主要宫殿。《快雪时晴》被放置在养心殿西暖阁之“三希堂”。而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则贮藏在咸福宫后殿之“画禅室”。“三希堂”和“画禅室”这些书斋，都是因为收藏到书画藏品而专门命名的。研究者称此类书斋为乾隆皇帝的“特展室”，“特展室”中的藏品虽然数量少，但当时皆是被乾隆十分珍视的作品。这种类型的“特展室”还有“三友轩”“四美具”“春耦斋”“学诗堂”等。

乾隆题跋王羲之（传）《快雪时晴帖》（“三希堂”印）

从这些“特展室”的作品来看，乾隆都是收集到了某一类藏品，而命名书斋，并非刻意搜求而汇集到“特展室”之内。乾隆内府称为“四美”的是东晋顾恺之（传）《女史箴图》和北宋李公麟（传）《潇湘卧游图》《蜀川胜概图》《九歌图》，在晚明时为松江顾从义的收藏，曾经董其昌的品题。在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六）的夏天，乾隆看到了《潇湘卧游图》尾纸上董其昌那段有关“四名卷”的题跋，发现四名卷再次重聚一堂，皇帝仿三希堂之例，特将四卷置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之静怡轩西室，颜其室曰“四美具”。一七四七年，乾隆仿董其昌建立了画禅室。在画禅室内《名画大观册》和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上，乾隆有相同的题跋：“唐王维《雪溪》、元黄公望《富春山居》二图，为千古名笔，皆董香光画禅室中藏物，题识墨迹犹存，今先后收入内府，爰于咸福宫西室什袭以藏，即仿香光之意，颜曰画禅。”其他“特展室”的藏品亦是如此。

乾隆珍爱的很多绘画，在言明其来历时，乾隆都声称是“偶得”。例如子明卷乾隆题云：“是年冬，偶得黄子久《山居图》。”对于“特展室”的藏品，乾隆颇为自豪的就是这些藏品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，在乾隆内府“凑巧遇合”。

乾隆在《题三友轩》诗中称“天然同德声应随，寓意于物有奇遇”。乾隆题《李伯时蜀江图歌》：“乃今四美具一室，赏心乐事无伦比。寓意于物不留意，咄咄是吾乃所以。”在题跋韩滉《五牛图》时，乾隆再次强调“要惟寓意不留意，岂以罗致为贵耶”。他认为是自己“寓意于物”才有了“奇遇”，像“三友”“三希”“四美”《五牛图》这些珍宝才能被收入宫中。

乾隆刻有“寓意于物”印章，钤盖在大量的书画藏品上。乾隆也多次强调寓意而不留意。乾隆也声称：“要以取有益，寓意非玩物”。实际上，这也是乾隆身边的词臣，经常强调的鉴藏观。乾隆的五词臣之一—汪由敦在《恭跋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》中云：“唯寓意于物而不为物役，斯无入而不自得焉。”他为张若霭的《蕴真阁图》题跋中称：“晴岚非留意于物者，故以斯语质之。”

乾隆题王羲之（传）《快雪时晴帖》尾纸诗句

与宋代的徽宗、高宗皇帝不同，尽管乾隆痴爱书画，笔者还没有看到他有征集书画的谕令。乾隆十分重视刻帖，但词臣建议征集快雪堂刻石时，乾隆并没有同意。对臣下的书画进贡，乾隆一般都不会全部接受。甚至对臣工进献的一些流传有绪的名品，乾隆也在品题后将其退还。譬如，清初收藏家王鸿绪的儿子王图炯将其父所藏的《赵孟頫十札》（现藏上海博物馆）上贡给皇帝，乾隆“题数语而还之”。乾隆在尽力做到他所谓的“寓意而不留意”。

乾隆在王羲之（传）《快雪时晴帖》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尾纸题诗云“赚得兰亭萧翼能，无过玉匣伴昭陵。剩留快雪公天下，一脉而今见古朋”，他对萧翼赚《兰亭》和唐太宗殉葬《兰亭》颇不以为然，而对《快雪时晴帖》传至后世，公布天下而欣慰。

在乾隆即将去世前，他分别在最珍爱的作品《快雪时晴帖》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的裱边题“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”，是在为自己的题跋做一个总结，又有着无奈与不舍。

而乾隆珍爱的“特展室”内的藏品，没有一幅随乾隆殉葬。乾隆曾经著录的十七卷《诗经图》，包括旧藏学诗堂的十四卷，还有嘉庆收到的《毛诗四篇》卷，只有被乾隆认为是仿作的《召南》卷在宣统之前已流出宫外，其余的都完好地保存在清宫内。“四美”在同治时，还存于宫内，“三友”则是到溥仪时才被携带出宫。“三希”中的王献之（款）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也是在溥仪时才流出宫外。韩滉的《五牛图》流散出宫，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。画禅室内的《大观册》《名画荟珍》等册页和米友仁《潇湘图》也是在清末时散佚，而江参《江山千里图》卷、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、李唐《江山小景图》卷均一直藏在清宫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那么，乾隆是否达到了他自己和词臣所推重的“寓意于物”的境界了呢？

乾隆的“留意于物” 笔者在本文开始的部分，引用了乾隆在子明卷上的那段长题。从中可知，无用师卷在清代大收藏家安岐手中时，沈德潜看到了此卷，并在文集中收入了他的关于此卷的题跋。后来，他又奉皇帝之命在子明卷上题诗。不知是否这些事件有关，不少论者认为安岐收藏的书画精品进入乾隆内府与沈德潜有关。这一论断，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。不过，词臣与内府征集书画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。

侍值南书房的词臣，经常与皇帝交流，以备皇帝顾问。他们清楚皇帝的需要和喜好。乾隆收到唐代韩滉的《五牛图》后，谕令蒋溥等词臣题诗、唱和。此后，蒋溥就进献了其父蒋廷锡的《五牛图》。在蒋廷锡临项圣谟《五牛图》中，词臣蒋溥题云：“今韩滉原本列入《石渠宝笈》，臣溥谨将臣父所临项本恭呈圣览。倘蒙睿赏，得与韩滉真迹并存，荣幸无似，臣溥不胜颙望惶恐之至。”而乾隆题《故大学士蒋廷锡〈仿项圣谟摹韩五牛图〉仍用题韩滉画韵》中小注亦云：“蒋溥见《石渠宝笈》中有韩滉《五牛图》真迹因进此卷奏请并藏。”后来，蒋溥还搜访到了项圣谟的《五牛图》，进献入宫。蒋溥进献的书画也不仅此两卷，至少还有阎立本（传）《孔门弟子像》卷（现藏首都博物馆）和程棨《摹楼蚕织图》卷（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）等。

乾隆题识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（子明卷）

侍值南书房的词臣一般都有书画进献。长期侍值南书房的词臣沈初，在笔记中，一连提到了自己所献的六件作品，颇为自得。在紫禁城漱芳斋内的王翚《山水册》和盘山千尺雪茶舍中悬挂的唐寅《品茶图》（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中，皆有励宗万的多幅印章。在乾隆之前，励宗万是这两幅作品同时代最近的收藏者。乾隆分别题此两幅作品为“神品”和“逸品”，从乾隆的题诗来看，它们都在励宗万生前就已经进入宫廷，很可能来自励宗万的直接进献。根据笔者的统计，励宗万所藏，生前进宫的绘画藏品不少于十一件。同样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张若霭，在《石渠宝笈》初编完成后不久就病逝，而在初编中著录了曾经其收藏的四件绘画，这些藏品应该也是其进呈入宫的。

在籍的词臣钱陈群似乎刻意在为乾隆收集书画。钱陈群之子钱汝诚在沈周《韩愈画记》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中称：“此卷为沈周图《韩愈画记》，文徵明缮记于后，乃臣里项氏天籁阁世守之珍也……臣父臣钱陈群少时犹及见其（项元汴）家所藏翰绘数厨，此卷在焉里中鉴赏家亦谓是卷书画双妙，为墨林佳构。臣父归田后留心于亲串中，访购得之。尝谓：‘石田此卷为盛年笔，所称于北苑、营丘尤得心印者，此殆近之。衡山录韩记，亦得意书。所当珍之秘笈，而未及呈进。’臣谨附录缘起，恭呈睿览，敬奉几余品鉴云。臣钱汝诚恭识。”从中可知，此卷是钱陈群在家乡收集的珍贵藏品，准备呈进给皇帝。后来，由其子进献宫中。钱陈群不仅进献其母陈书的作品，还进献了夏圭的《西湖柳艇图》和王渊的《梅雀报春卷》等。

清 王翚 山水册页（钤盖励宗万“教忠堂”印）

研究者观察发现“臣工进贡贡品全部是书画的，在整个乾隆朝的进单中极为少见”。而目前所见的沈德潜进献的三次目录，全部是书画。很可能沈德潜也像钱陈群一样，着力在南方寻找书画进贡。

因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痴迷，王氏书法被四处搜罗，进献入宫。由于康熙喜爱董其昌的书法，于是“当时海内佳品，玉牒金题，汇登秘阁”。乾隆也感慨“盖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”。

乾隆虽然没有公开征集书画，但只要他默许甚至是赞同进献书画，词臣就会积极收集、进贡。从乾隆题跋的言语中，可以看出，他认为臣工有义务进献作品，为内府建立完整的收藏服务。他题跋曾经张若霭收藏的《文同盘谷图》云：“文同以画竹擅名，内府尝有之，而山水则未见……卷为张若霭所藏，张照亦有跋识。或若霭得此于《石渠宝笈》书成之后，或以图涉隐沦，未经呈进，均未可定。”乾隆对张若霭未进呈内府所缺的藏品，感到意外，并寻找解释的理由。因此，就不难理解为何词臣要主动进献书画了。

乾隆题韩滉的《五牛图》云：“《宣和画谱》载画有《斗牛》《归牧》诸图。即赵吴兴跋中所列亦尚有四图。乃《石渠宝笈》鉴，惟《丰稔》一图，今年秋甫得此卷耳，名迹良足供几暇清赏，要惟寓意而不留意，岂以罗致为贵耶！”言语中流露着惬意，声称自己“寓意而不留意”，不以罗致为贵。实际上，此卷在乾隆初年还藏于扬州汪学山的“求是斋”。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，才经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之手，贡入乾隆内府。乾隆虽然不“留意”，但没有督臣在辖区内着意寻访并进献，此图是不会进入宫廷的。

在尹继善进贡《五牛图》的同一个进单内，还包括了李公麟的传世名迹《五马图》和其他作品。作为封疆大吏的督臣，是进献的主力军，浙江巡抚王亶望一次就进献了包括“唐宋元人画计一百幅”的一百余件作品。有意思的是，乾隆题《五牛图》《五马图》多次，但没有谈到尹继善。而在几幅《五牛图》中，多次提到了当时侍值南书房的蒋溥。纵观乾隆品赏书画的诗文，提及进献的十分少见。显然，乾隆在谈及进献书画时在“避重就轻”。乾隆虽然没有下旨征集书画，但经过臣工的搜集并进贡，越来越多的书画从民间进入宫廷，日益在乾隆内府集中。

很多收藏家在生前都不愿馈赠或卖出自己的藏品。为了不使《石渠宝笈》续编入录的书画超过前编，乾隆赠出了大量的书画。词臣沈初在《石渠宝笈》续编的序言称赞乾隆“犹以玩物为戒，特申勤民之旨”。

那么，乾隆是把什么样的藏品赏赐出宫了呢？

前文已经谈及了乾隆在“特展室”内的作品，这些作品都是清末才流落出外。乾隆真正珍视的作品，没有一例是当时赏赐出来的。

阮元和沈初在笔记中，都有乾隆在《石渠宝笈》续编编书时把内府书画赏赐给王公大臣的记载。沈初称：“辛亥，上命续编《石渠宝笈》《秘殿珠林》二书，以乾隆十年后所得书画不欲多于前编之数。因于钦定入书之外，分赉皇子、皇孙、内廷臣工。先是上已取《石渠宝笈》所藏画轴五百分赉矣。至是复有加。记余前后所得共三十余件。是冬，复以御笔书画赏赐军机处、南书房诸臣，余得御临清和帖一轴。”沈初在笔记中专门有记名迹一节，此处记载了皇帝御赐的亲笔书法，而没有记载一例被赏赐的古画，应该是没有名迹佳作。

阮元则记载了御赏书画有“宋人《货郎图》一轴、元人《婴戏图》一轴、蒋廷锡《牡丹》一轴、董其昌《手札》一册、恽寿平《山水》一册、赵孟頫《无量寿佛》一轴、王维烈《九如图》一轴（又癸丑春茶宴联句，赐杜琼《溪山瑞雪》一轴）”。阮元的弟子张鉴，特别指出“此等旧画皆办《石渠宝笈》时挑落次等之件”。

笔者查找了许多词臣文集，例如沈德潜、汪由敦、彭元瑞等，很少看到被赏赐书画的记载。在彭元瑞的文集中记载了一例是《匡庐瀑布》。根据研究者整理的《张照年谱》《刘墉年谱》，前者没有被赏赐古代书画的记载，后者则仅有几次记载，但没有一个大名头画家的绘画。也就是说，当时赏出的绘画名迹很少，乾隆在赏出书画时，是在“避实就虚”。

乾隆题跋韩滉《五牛图》

乾隆在刊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的谕令中称：“昨岁命续集《石渠宝笈》之书，司事者以此经请，乃憬然而悟曰，有是哉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，以为几暇遣玩之具哉，是宜刊之石版”，对皇帝而言，寻常墨迹主要的功用就是“几暇遣玩之具”。乾隆称：“寓意不留皆合宜，玩物忘返斯为病。”乾隆对于过于留意于物、甚至玩物丧志不仅深自警惕，而且是深恶痛绝。他严厉训斥鄂尔泰的侄子鄂昌说：“满洲风俗，素以尊君亲上，朴诚忠教为根本，而骑射之外，一切玩物丧志之事，皆无所渐染。”

显然，乾隆不公开征集作品，极少谈及督臣的进献，故意限制《石渠宝笈》续编著录的藏品，还赏赐出了不少书画，不想让内府拥有丰富藏品的事实公之于众，都是要宣扬自己“寓意于物”。乾隆更不愿意让臣民认为他“留意于物”、玩物丧志。乾隆也感到自己的收藏行为已经逾越了“寓意”的尺度，有“留意”的嫌疑。

余论 不少学者都对乾隆书画收藏进行了研究，而对其收藏特点及总体评价又以批判性的居多。有学者将乾隆的收藏放到当时世界的大局中指出：“他（乾隆）把收藏的艺术品视为自己的私产……完全缺乏近代性。”王峰则总结：“从该书（《石渠宝笈》初编）所展示出的宫廷收藏的特点：皇权干预性、私人占有性、审美正统性，这都显示宫廷文化的专制、保守性。”这些结论各有其立论的根据，都是从现代的立场出发来评论乾隆的收藏。 距乾隆时代不远，嘉庆时期的昭则这样评论：“纯庙（乾隆）赏鉴书画最精，尝获宋刻《后汉书》及《九家杜注》，心甚受惜，命画苑写御容于其上。岳氏《五经》，特建五经萃室以贮之。又觅马和之《国风图》，历数十年始全获，藏于学诗堂。其他如韩《五牛》，设春藕(耦)斋，周铸十二钟，于景阳宫，皆有所谓。可知勤政之余，其所以怡情悦性者皆不凡也”。他把乾隆的鉴赏、收藏看作勤政后的高情逸致。那么，乾隆是怎么评价自己的绘画收藏呢？ 乾隆在《秘殿珠林》《石渠宝笈》续编之序中云：“然予之此举实因志过，而非夸博古也。盖人君之好恶不可不慎，虽考古书画为寄情雅致之为，较溺于声色货利为差胜。然与其用志于此，孰若用志于勤政爱民乎？四十余年之间应续纂者又累累若此？谓之为未害勤政爱民之念已且愧言之，而况于人乎，书以志过，后之子孙当知所以鉴戒去取矣，至《西清古鉴》可以类推更弗赘言。”他虽然强调书画鉴藏是寄情雅致，但反复“志过”，为内府收藏到书画太多而自责，还让子孙以此为戒。总之，乾隆主要是以自我检讨为主。 对任何收藏家来说，怎么样把握心神涉入藏品的尺度，都是一个考验。唐代张彦远曰“不为无益之事，则安能悦有涯之生”，为痴迷书画收藏进行辩解。在书画收藏上言语超脱的人，行动未必就高迈。清代钱泳云：“高江村尝言：世人之好法书名画而必欲竭资力以事收蓄，与决性命以饕富贵者何异？其言甚确。然观其有小印一枚，曰‘江村三十年精力所聚’，可见其好之笃，嗜之深，未必能作云烟过眼观也。”不仅如此，酷爱书画的高士奇，还把赝品进献给康熙皇帝，可见其言行不一，在收藏中的纠结与矛盾。 从具体的收藏实例出发，利用丰富的文物、文献和诗文资料，我们观察到乾隆在收藏书画时微妙的心态和举措。对于痴迷书画的乾隆皇帝而言，他同样是在理想的“寓意”和现实中的“留意”之间徜徉。他想达到追求的“寓意”和超脱，自己并不着意搜求书画，还拒收了不少书画贡品，死后也没有殉葬珍爱的书画。于此同时，他又暗示或赞同臣工进贡书画，乐在其中，着实有“留意”之行为。当意识到自己的“留意”时，他又尽量掩饰、溢美。不管怎么说，乾隆在书画收藏中时常警惕“留意”之弊，并能加以自省，还是值得肯定的。 来源：荣宝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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